我在现代留过学 吕公著五月辛酉(29)上书(2/3)

其任贤曰:

昔成王初亲政,召康公作卷阿之诗以戒之,言求贤用吉士。盖为治之要,在乎任贤使能。能者不必贤,故可使;贤者必有德,故可尊。小贤可任以长民,大贤可与之谋国。

若夫言必顾国家之利而行足以服众人之心,夷险一节而终始可任者,非大贤则不能也。

人君虽有好贤之心而贤人犹或难进者,盖君子志在於道,小人志在於利。志在於道,则不为苟合;志在於利,则惟求苟得。忠言正论,多咈於上意;而佞辞邪说,专媚於君心。

故君子常难进,小人常易入,不可不察也。自古虽无道之君,莫不欲治而恶乱,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,其所谓忠者不忠,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书曰:有言逆于汝心,必求诸道;有言逊于汝志,必求诸非道。

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,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。

其纳谏曰:

昔书称成汤之德曰:从谏弗咈,改过不吝。

汤,圣君也。

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,言能舍己而从諫,则不害其为圣也。

及纣为天子,强足以拒谏,智足以饰非。纣非无才智也,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,言其复谏自用,才智適足为害也。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,拒谏而亡,著在史册,一一可考。

盖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贵则骄心易生,富则侈心易动,一日万机,则不能无失,固当开道而求諫,和颜而受之。

其言可用,则用其言而显其身;言不可用,则恕其罪以来谏者。夫纳忠好谏之臣,初若逆耳可恶,然其意在於爱君而忧国;諂佞阿諛之士,始若顺意可喜,然其情止於媚上而徼宠。人君诚能察此,则事无过举,身享美名。

故曰: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。

其薄敛曰:

古人有言曰: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?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?

人君恭俭节用,取於民有制,则民力宽裕,衣食滋殖,自然乐输租赋,以给公上。

若暴征峻敛,侵夺民利,物力已屈,而驱以刑辟,势必流转沟壑,散为盗贼。为人上者,將何利於此哉?故善言治道者,尤恶聚敛之臣。

曰:与其有聚敛之臣,宁有盗臣。

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,或盘于游畋,或好治宫室,或快心攻战,於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,为之敛財以佐其横费。世主不悟,以为有利於国,而不知其终为害也。

赏其纳忠於君,而不知其大不忠也;嘉其以身当怨,而不知其怨归於上也。昔鹿臺之財,鉅桥之粟,商纣聚之以丧国,周武散之以得民。

由是观之,人主之所当务者,仁义而已,何必曰利!其省刑曰:夫临下以简,御众以宽,百王不易之道也。

昔汉高祖去秦苛暴,约法三章,以顺民心,遂定王业。孝文循之以清静,而几致刑措。然则为治之要,果在於省刑,而不在於烦刑也。

况人主之於刑狱,其势不能亲临,则必委之於臣下。故峻推鞫,则权在於狱吏;广侦伺,则权在於小人;肆刑戮,则权在於强臣;通请謁,则权在於近习。

自古奸臣將欲诛锄善人,自专威柄,必数起大狱,以摇人心。

何则?

狱犴之间,其情难知,锻链周內,一繫於吏。及夫奏成狱具,则虽有冤抑,人主何从而察哉?然则欲姦雄不得肆其威,善良有以安其性,莫若省刑而已。

自三代以还,有天下者数十姓,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,中原无事,不见兵革。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,直以诛戮之刑,內不施於骨肉,外不及於士大夫,至於下民之罪,一决於廷尉之平,而上自天子,下至於有司,不復措意轻重於其间。

故能以好生之德,感召和气,而致无穷之福。祖宗所以消恶运、遏乱原者,呜呼,远哉!虽甚盛德,无以加矣!

其去奢曰:昔夏禹克勤于邦,克俭于家,而为三王祖。汉文帝即位,宫室、苑囿,车骑、服御,无所增益,而天下断狱四百,几致刑措。然则勤俭者,固帝王之高致也。况以天子之尊,富有天下,凡四方百物所以奉养於上者,盖亦备矣。